我的童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。在那战乱、全民抗争与奋斗的年代，我的小学是辗转四地才上完的。
战乱中艰难求学
早立村国民小学校。1937年春，在爷爷的热心操办下，经李林乡政府申请，金乡县国民政府四科（专司教育）批准，设立了早立村国民小学校，学校设在我家三大间东屋内，有学生30多名，县里派督学陶俊山和教师罗学冉执教。罗老师家在沈阳，当时年龄二十四五岁，是一个从东北流亡来的知识青年。他对同学态度和蔼，教学认真，很受同学和家长的欢迎。学校在操场上树立起旗杆，每天早上在上课前先举行升旗仪式，背诵孙中山的《总理遗训》，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在松花江上》。最让同学们高兴的是罗老师、陶督学领着大家在操场上唱歌、跑步、做游戏，常玩的游戏是丢手绢，有时玩用一块布或者黑色的带子捂上眼睛的摸瞎捉迷藏游戏。还记得上的第一堂课是《牢记九一八》：“高粱叶子青又青，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，一夜占我北大营，三天占我沈阳城，烧杀又抢掠，笔笔血债要记清。”罗老师边读边讲，述说着父母姐弟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遇难，他本人因外出而幸免于难时悲痛失声。同学们也都黯然泪下。1938年5月，日本侵略军攻陷金乡县县城前夕，罗老师、陶督学回县开会时，滞留在县城，一去无回。后来传来不幸的消息：罗老师参加守城时被日军杀害了，陶督学受惊吓而疯，流落街头，最后冻饿而死，我们知道后都十分悲伤。
在日军占领金乡的同时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游击队、抗日县区民主政府也相继建立。我的家乡地处游击区，逐步形成小块的解放区。在原来学校的基础上，在爷爷主持资助下，一直延续下来。当时主要学习《三字经》、《论语》等，还学习抗日县、区政府编印的抗日课本。湖西专员郭影秋编写的《抗日三字经》通俗易懂，十分感人。我依稀还记得“人之初，性忠坚，反压迫，出自然，为国家，努当先，国不保，家不全；不论穷，不论富，为抗战，尽义务，不论男，不论女，打日本，不怕死……”。有时还请区长王德裕、区委书记王更本给我们讲课。王德裕区长曾用毛笔写了“但愿为个建国士，苦功锻炼振家声”的对联送给我，这也成了我一生努力的方向。
寻楼区第一抗日小学校。1943年春，寻楼区抗日政府建立了寻楼区第一抗日小学校，我和本村的章德重考入了这所小学。区长王德裕兼任校长，李子元、张维芬、高效余三位老师任教，课程设国语、历史、政治、数学、自然、美术、体育。学校分设一、二、三年级三个班，共120多人，学生来自寻楼区的20多个村庄。学校设在和楼村一个姓高的地主原来存放柴草饲养耕畜的院子里，有十几间土屋子，校舍虽简陋，但很整洁，院落墙壁里里外外用石灰水粉刷一新。课桌座位完全用土坯一排排垒砌起来的。学校的黑板是用灰沙麻捻抹在墙上，再用皮胶水加锅灰调和后涂几遍就做成了一大块固定的黑板。讲台正上方挂着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。
洪福寺小学和王丕庄完小。我们在和楼小学生活学习了一年多，此时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，分布在乡镇的日伪据点岗楼已被拔掉，日伪军龟缩在县城成了瓮中之鳖。寻楼区根据新形势的发展，决定在洪福寺新建一所中心小学。学校建在大殿后开阔的地里，建校的建筑材料主要是从寺庙拆下来的。新建学校坐北朝南，砖石结构，上下两层的楼房二十多间，还建有办公室、厨房、操场，一楼为教室，二楼为集体宿舍，那时有一处高大的楼房实在有气势宏伟、视野开阔、空气新鲜之感。1944年春，我们四年级的同学们全部由和楼迁至洪福寺中心小学，四年级的在校学生扩大到一百多人。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，金乡县政府统一规划，洪福寺小学合并到王丕庄完小，我才完成了小学的学业。
激情燃烧的岁月
抗日小学读书上课与现在的学校不同。既学习文化知识，它还担负着宣传、发动群众抗日的使命。文化课、历史课的主要内容：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”、 “五四运动”、 “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”等等。那时学习方法也很灵活，我们除在教室里学习外，老师还带我们在树林、操场玩撒花姑娘学习，在戏台下写作文，走着步写作文，还把树林、房屋作为听众练习演讲等形式，提高学生的智力。张老师教唱《国际歌》、等革命歌曲。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抗战悲歌《洪波曲》，歌颂了“父亲也不顾鬓毛皤，弟弟战死还有哥”的前赴后继、奋勇杀敌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。当时不仅在校内唱，而且在校外群众会上唱，现今唱起来亦令人精神倍感振奋。
宣传发动群众，团结起来支援抗战，是抗日小学的一项特殊的光荣任务。学校设有宣传队，分演讲和写标语两个小组。我分在标语组，除张贴标语口号外，主要在学校附近十几个村庄的街道两旁的墙壁上书写，诸如“全国人民团结起来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”、“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，打倒墨索里尼、希特勒”等标语口号。那时刷写标语的笔、墨汁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，用苘麻一绑就是一只非常好用的大笔，用刮得锅灰或麦秸灰放在石头窝里加点皮胶水捣一捣，在放在一口大缸里，充分搅匀，就变成了既黑又亮的墨汁。每次外出刷写标语时，有两个人抬着装有墨汁的瓦罐或大木桶沿街书写。我们除走出校门宣传抗日外，还参加乡村的减租减息的反霸斗争，参加斗争会。一次在陈高庄参加斗争王丕庄大地主周某时，寻楼区政府就从斗争果实中给我们一百多名学生每人发了一个书包、一条扎着扣眼的布腰带、一顶八角帽，在那艰苦的岁月里，每人配上三大件，一时改变的学校的面貌，大家无论是开会、上操，走起路来都有一种雄纠纠气昂昂的感觉，非常气派，当时也成了农村的一大景观。
艰苦而快乐的生活
抗日小学的生活简朴而艰苦。在和楼时，我们分住在和楼、桑园、贾高庄同学们家里，老师和我们吃住在一起。迁至洪福寺新校后，二楼集体宿舍里，在楼板上铺上一层薄薄的麦草，复盖上一张秫席子，用砖头围上一圈就成了一个大地铺。每晚九点，一打熄灯铃，四十多名住校的同学依次上楼后，一个一个头朝南、脚朝北，一字排开，一个挨一个头枕砖头相互关怀着进入梦乡。我们当时吃的也很简单，但与当时家里吃糠咽菜、食不果腹的生活相比已是过上“地主”的生活了。在和楼小学时，住校生每人每月向学校伙房交三斤白面、二十五斤杂面、半斤油、二斤咸菜、四十斤烧柴，每天基本上是窝窝头、咸菜，每周改善一次生活，吃一次白馒头或喝一次白面条。我有时从家里带一碗芝麻盐，在吃饭时拿出来，大家看到就会你争我夺一扫而光。迁到洪福寺新校后，伙食有了改善，我们自己动手开垦种了三亩多菜园地，学校生产生活委员会把同学们划分若干小组，轮流负责对菜园的生产管理，还聘请区中队在洪福寺负责管理区队菜园的抗战老战士郭金钊同志（郭叔）做学校菜园的技术指导。菜园里种有大、小白菜、茄子、黄瓜、豆角、北瓜（南瓜）、冬瓜等蔬菜。但因为我们没有栽植经验，肥水又跟不上，各种菜总是赶不上区中队菜园的菜长的好，所以菜总是不够吃的。看着区中队菜园有大批的菜，炊事员陈振山、孔昭谋两位伯伯就想了一个“歪主意”，“指示”我几个同学经常从学校菜园猫腰到区中队菜园里，摘茄子、黄瓜等扔到我们的菜地里然后再从我们的菜地里捡起来送到伙房。后来郭叔发觉了，拿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他笑称我们几个“小猴子”，忆起此事觉的十分可笑。